通常人们总是认为，生活环境越干净、越现代化，越不容易患上呼吸系统疾病。然而，流行病学研究却表明，西方发达国家的哮喘患病率要比发展中国家更高。

　　有人提出，这也许跟基因遗传、家族史有关；但是，近年来哮喘患病率的快速增长，已经难以单用遗传因素解释。于是，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了环境因素。

　　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王红玉等人发表在11月18日的《加拿大医学会学报》上的研究论文显示，与生活在北京、广州的中国青少年相比，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青少年更容易患哮喘。这表明，生活环境同哮喘发生有一定关系。

    出生在加拿大的华人发病率最高

　　王红玉等人是在“国际儿童哮喘和变应性疾病研究”(ISAAC)第三阶段的基础上，进行的此次研究。他们把研究对象确定为“华人青少年”，并观察中国（哮喘发病率最低的国家之一）和加拿大（哮喘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）的生活环境会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。

　　研究者把10029名13-14岁的青少年分为六组，除了三组分别生活在中国的北京、广州、香港，另外三组则分别为从中国移居到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青少年、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青少年以及出生在加拿大的非华裔青少年。

　　研究对象中，生活在北京、广州的青少年，哮喘症状的发生率最低；以生活在广州的男性、女性青少年为例，其现患病率分别是5.9%和4.3%。而出生在加拿大的华裔青少年，哮喘症状的男女发生率分别达到了11.2%和9.8%，相当于广州的2倍。

　　同时，对于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青少年，其曾经出现喘息症状或哮喘发作的比例，也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。居住时间少于七年的青少年，有7.7%的人曾经发作哮喘；居住时间七年以上者，则达到了11.2%；在加拿大出生者，这一比例高达15.9%。

　　“这显示，环境因素及环境暴露时间，对哮喘患病率有影响。”王红玉告诉《财经》记者。

    具体的原因仍未明朗

　　根据以往的研究，哮喘的流行状况跟环境中过敏原的量、宠物、被动吸烟、环境污染、性别、肥胖程度、兄弟姐妹的数目、母亲的受教育情况等因素可能都有关系。

　　不过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张金良教授向《财经》记者表示，哮喘的具体病因，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。

　　张金良称，有一种“卫生假说”认为，环境中的微生物及其生物毒素有利于降低哮喘发病。因为它可以刺激人体的免疫能力，帮助人体获得某种抵御哮喘的“功能”。

　　因此，如果青少年在过于洁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，就可能丧失或者弱化这种能力。此外，母亲在怀孕期间，其接触过敏原的情况也会对胎儿的免疫系统有所影响，因此不同环境下出生的婴儿存在着先天的免疫系统差别，这一差别可能会随着成长的过程逐渐强化。

　　2007年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曾在“广东中医哮喘联盟”的成立仪式上称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越是独生子女，抗生素用得越多，环境越干净，越是勤洗手，哮喘的患者反而越多，但“原因是什么也说不清楚”。

　　不过，王红玉强调，“卫生假说”并不是哮喘流行的惟一解释；我们也不能简单、绝对地将“卫生假说”理解为“如果环境过于卫生，会较容易导致哮喘”，因为该假说蕴含了多种致病因素间复杂的相互关系。

　　张金良则提醒说，某些不卫生的环境因素同样不利于健康，例如被动吸烟，就是哮喘等多种疾病的致病危险因素。

　　中国需要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

　　以往的研究表明，生活方式也是导致哮喘流行状况有差异的原因。

　　首都儿科研究所哮喘中心的马煜等人通过研究发现，生活在北京城区的青少年，其哮喘症状的报告率要高于郊区。研究者认为，肉类、蛋类、水产海鲜类食物的摄入量可能是导致差别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其中的异体蛋白成为了过敏原。

　　王红玉曾参加的另外一项研究也发现，使用海绵枕头、煤气煮食也是哮喘发作的高危因素。

　　因此，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，发达国家一直是青少年哮喘的“重灾区”。自1960年以来，许多发达国家儿童哮喘患病率保持着每年6%-10%的增长率。根据ISAAC的调查，儿童哮喘患病率最高的前三位国家是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英国，其患病率都在10%以上。

　　中国的哮喘患病率虽然在以往处于较低水平，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逐渐向发达国家转变，患病率近年来也一直呈上升趋势。根据全国儿童哮喘防治协作组的调查，儿童哮喘发病率从1990年的0.91%上升到2000年的1.54%。

　　因此，王红玉建议，中国的医学研究工作者除了要努力提高诊治水平，有效控制哮喘及过敏症状，还要积极开展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，加强国内、国际间的横向合作，探讨中国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及保护性因素，为确实有效地预防疾病发生提供理论依据。

　　“否则，中国哮喘及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很快就会赶上英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西方国家。”她补充说。